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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將死去,但仍前行

時間:2019-09-24來源:網友提供 作者:保羅·卡蘭斯 點擊:
我將死去,但仍前行

 
  當CT掃描完成后,我立刻開始看片子,診斷結果隨即出來:雙肺大片包塊,脊椎變形。癌癥。
 
  我在神經外科的行醫生涯中,曾和其他醫生共同會診過上千張片子,確認手術是否能帶來希望。面對這張片子,我會在病歷上匆匆寫下幾筆:癌癥廣泛轉移——無手術指征。接著就繼續干別的事情了。但是,這張片子不一樣——它是我自己的CT掃描片。
 
  我曾與無數病人和他們的家屬坐在一起,討論他們冷酷的前景——這就是醫生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。如果病人是94歲,患有終末期的失憶癥,出現嚴重腦出血,談話要容易些。可對于像我這樣的年輕人——36歲,并且確診是癌癥,能說的話就沒有多少了。
 
  我的標準說法包括,“這是場馬拉松,不是沖刺,所以你每天得休息好”,以及“疾病可以讓一家人四分五裂,也可以讓大家團結起來——你們要了解身邊人的需求,并且尋求外界支持”。
 
  我從中學到了幾條最基本的規則。談到病情預后時需要坦誠,但又要留下希望的空間。說話時既要含糊又要準確:“從幾天到幾周”“從幾周到幾個月”“從幾個月到幾年”“從幾年到十年或者更久”。我們從不引用具體的數據,通常也建議病人和家屬不要在網上搜索關于存活期的數字,因為我們認為普通病人無法細致入微地理解數據。
 
  在聽到“X療法的生存率為70%”和“Y療法的死亡率為30%”時,人們的反應是不一樣的。聽到這樣的表述,大家通常會蜂擁選擇X療法,哪怕這兩種療法的實際效果一樣。
 
  我的一個好友得了胰腺癌,結果我就成了他親友團的醫學顧問。盡管他們都是非常資深的統計學家,我仍然勸他們不要查找數據,跟他們說現在能找到的5年生存曲線至少落伍了5年。不知怎的,我總覺得光是這些數字還是太干巴巴了,或者說,醫生在每天與疾病打交道的過程中,還需要根據當時的情況進行判斷。更重要的是,我有這樣一種沖動:保持希望。
 
  你可能會以為,當我的腫瘤醫生坐在我的病床邊與我會面時,我不會立刻請她告訴我有關生存期的數據。但現在,我已經從醫生的角色轉到了病人那一頭,我也和所有病人一樣,渴望了解具體的數字。我希望她能認識到,我既了解數據,同時也知道關于疾病的醫學真相,因此她應該能為我提供準確的、直截了當的結論。我能接受得了。
 
  她干脆地拒絕:“不,絕對不行。”她知道我會查找關于這種疾病的所有研究——我確實這樣做了。但肺癌不是我的專長,而她是這個領域的國際權威。在每次看病時,我們都要進行一場角力比賽,而她總是閃躲著,不提及任何一個數字。
 
  現在,我不再為一些病人執意追問數字而感到困惑了,我反而開始想,為什么醫生在掌握了這么多知識,有這么多經驗的情況下,還要把問題弄得這么云山霧罩。我剛看到自己的CT片子時,認為自己只有幾個月好活了。片子看起來很糟糕,我看起來也很糟糕。我瘦了30磅(約等于27斤),出現了嚴重的背痛,一天比一天虛弱。
 
  幾個月來,我一直懷疑自己得了癌癥,我看過很多年輕的癌癥病人,所以得知結果時我一點也不吃驚。事實上,我還感覺有些如釋重負。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很明顯:準備去死。我大哭。告訴妻子她應該再嫁,然后為房貸籌錢。我開始給好朋友寫遲寄的信。
 
  可是,在我與我的腫瘤醫生第一次見面時,她談到了有朝一日我將重返工作崗位。那時我會是游魂嗎?不會。可是,我能有多長時間?沉默。
 
  當然,她不能阻止我大量閱讀文獻。在查找資料時,我總是想找到一份報告,能告訴我一個準確的數字。大量研究顯示,70%~80%的肺癌病人將在兩年內死亡。這沒有給我帶來多少希望。可是話說回來了,大部分病人年紀都更大,而且大量吸煙。有沒有一份研究針對的是不吸煙的36歲神經外科醫生?我年紀輕、身體好,也許這會有幫助?又或者,因為我的病發現得太晚,又擴散到別處,我的情況遠比那些65歲的吸煙人士更糟糕?
 
  我的很多親友對我講述了種種故事,比如朋友的朋友的媽媽的朋友,或者叔叔的理發師的兒子的網球搭檔得了和我一樣的肺癌,現在已經活了10年。剛開始時,我尋思著這些故事的主角是不是同一個人,可以通過眾所周知的六度分隔理論將他們聯系在一起。我覺得這些故事無非是一廂情愿的想法和毫無根據的幻想。可是最后,這些故事漸漸滲入了我精通的現實主義的縫隙中。
 
  接著,我的身體狀況開始慢慢好轉,這得歸功于一種靶向藥,專門針對跟我的癌癥有關的某種特定的基因突變。我可以不用拄拐杖走路了,也可以說這樣的話:“嗯,我能幸運地活10年,這對我真的不大可能,不過也不是完全沒有希望。”我還抱有一丁點的希望。
 
  如果我知道等待自己的是幾個月還是幾年,前路或許會明朗很多。如果我還有3個月,我會去陪伴家人;如果我還有一年,我可以制訂一個計劃寫完那本書;如果我還有10年,我可以回醫院治病救人。“活在當下”的老一套說辭沒什么意義:我應當拿當下怎么辦呢?我的腫瘤醫生只是這樣說:“我沒法給你一個具體時間,你需要去發現對你最重要的事物。”
 
  在癌癥被確診前,我知道有一天自己會死,但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時候的事情;在確診后,我知道有一天自己會死,但仍然不知道是什么時候。而現在我已經深切地知道了,這并不是一個真正科學的問題。有關死亡的事實令人坐立不安。
 
  醫生們之所以不能向病人提供確切的預后,是因為他們做不到。有些病人的預期完全超過了合理范圍——有些人希望自己能活到130歲,也有些人看到身上的一粒小痣就覺得死期將至——醫生們有義務將對方的預期拉回到合理的可能范圍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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